1949年，台湾飞行员江富考，当着蒋介石的面，驾驶C-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，谁曾想，他启动飞机后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，塔台不断向他发起质问，情况十分危急！
1949年10月18日傍晚，台湾嘉义机场的跑道上，一架C-47运输机突然开始滑行。此时，蒋介石的专机刚刚落地，机场所有警卫和官员都在忙着迎接这位刚从菲律宾访问归来的“总统”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四个身影已经悄然钻进了停机坪上一架编号248的运输机。
这四人分别是飞行员江富考、陈尚明、石建儒和机械师周震南。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飞回大陆。
1949年是个天翻地覆的年份。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；4月，解放军横渡长江；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。国民党残部一路南撤，最终退守台湾。大批不愿离开故土的将士被裹挟着过了海峡，江富考就是其中之一。
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，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倾轧看得清楚，早就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。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，是到了台湾之后的日子。
撤到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处境糟糕，物资短缺、军心涣散，而蒋介石却仍在筹划“反攻大陆”，完全不顾基层官兵的死活。江富考暗下决心：与其留在这里当炮灰，不如驾机回去。
蒋介石对这些手握飞机方向盘的人并不放心。1949年之前，已经有国民党飞行员驾机投奔解放区。1946年，刘善本驾驶B-24轰炸机飞抵延安；1948年，又有俞渤等人驾机起义。
这些事件在国民党空军内部引起的震动，远比地面部队的倒戈更让蒋介石头疼。毕竟培养一个飞行员成本极高，更不用说搭上一架飞机了。
正因如此，嘉义机场的防范措施堪称密不透风：没有飞行任务的飞机一律放掉燃油，跑道上堆满空油桶作为障碍物，每天还有两架P-51驱逐机轮番巡逻。蒋介石以为这样就能堵住所有漏洞。
但江富考和他的同伴们花了大量时间观察机场的运作规律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时间窗口——每天清晨巡逻机升空之前、跑道上的油桶还没摆放到位的那十几分钟。接下来的问题更棘手：飞机需要燃油，还需要钥匙。
10月14日，机会来了。周震南接到命令，为第二天有飞行任务的飞机提前加油。他立刻通知石建儒，两人在执行任务时借机给那架C-47也灌满了航空燃油。这种C-47运输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双引擎飞机，性能可靠、航程够远，足以支撑从台湾飞回大陆。
起飞时间定在10月18日，那是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结束对菲律宾访问返回嘉义的日子。四人判断，这一天全机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接机上，警戒必然出现松动。
判断是准确的。当天傍晚，机场安保人员倾巢而出，停机坪上几乎无人值守。四人迅速解开系留飞机的缆绳，完成起飞前的检查程序。引擎轰鸣声响起的那一刻，塔台察觉到了异常，无线电里传来急促的质问。
江富考压着声音回了一句“试飞”，便不再理会。可紧接着，飞机在地面转向时卡住了——方向舵出了问题，机头怎么也调不过来。此时塔台已经在反复呼叫，警卫随时可能赶到。
江富考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快速排查故障点，终于在几秒钟内锁定了问题并排除。飞机缓缓转过机头，对准跑道，油门推到底，加速、拉杆，机身颤抖着脱离地面，冲进了台湾海峡的夜色之中。
为了躲避雷达和追击的战斗机，江富考关闭了机上大部分灯光，几乎是贴着海面飞行。运气站在了他们这边，天色已暗，追出来的国民党战机在海面上失去了目标。经过数小时的飞行，10月19日凌晨，这架C-47出现在南京上空。
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三周，南京解放也才半年，防空警戒级别极高。江富考不敢贸然降落，只能压低高度在机场上空盘旋，反复做出非攻击性的飞行动作。地面部队确认这架飞机没有敌意后，才允许其降落。
飞机停稳，舱门打开，四人走下舷梯。迎接他们的是南京军区首长。这架运输机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从台湾飞来的第一架国民党飞机，也是四人献给新政权的一份见面礼。
蒋介石那边，据说连迎接官员的面都没给，黑着脸直接上车走了。自己前脚回来，手下后脚就当着他的面开走一架飞机，这种羞辱大概比战场上的失利更让他恼火。
而江富考的这次行动，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。不到一个月，11月9日，国民党飞行员魏文达等人驾驶AT-6教练机从台湾飞抵福州。此后数年，陆续又有十多名飞行员驾机起义。一条跨越海峡的空中归途，就此被江富考和他的战友们踏了出来。
四人随后全部加入中国空军，把他们最值钱的技术和这架C-47一起，留在了大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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